在清朝，“奴才”是奴仆的代称。旗人在皇帝或主子面前往往自称“奴才”，表示对皇帝和主子的效忠与亲近之情，它是满语“阿哈”的汉译。清宫太监曾回忆：“其实奴才并非卑贱之称，请看各世袭王公对太后、皇上、皇后都自称奴才……约言之，只要受皇家眷养者必须自称奴才。”
“奴才”一词并非清朝一朝独有，然而其涵义却大相径庭。历史上的“奴才”是何意？赵翼对此有精彩的论述：“骂人曰奴才，世谓起于郭令子仪‘诸子皆奴才’之语，非也。晋刘渊骂成都王颖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田嵩骂杨难敌曰：‘若贼氐奴才，安敢希觊非分！’王猛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魏尔朱荣谓元天穆曰：‘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唐末董璋反，以书诱姚洪不听。城陷，璋责之。洪曰：‘汝奴才固无耻，吾义士，肯随汝所为乎！’是晋、唐已有此语。按奴或作驽，《颜氏家训》谓：贵游子弟，当离乱之后，朝市迁革，失皮而露质，当此之时，诚驽才也。又《五代史·朱守殷传》：守殷少事唐庄宗为奴，后为都虞候，使守德胜。王彦章攻之，守殷无备，南城遂破。庄宗骂曰：‘驽才果误予事！’”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奴才”一词均含有贬义和否定之意。在现代，“奴才”之意也是如此。
但是在清朝，“奴才”有特定的含义与用法，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都能用的词汇。“有清故事，汉臣奏事称臣，满臣则称奴才；惟与汉臣会衔，始亦称臣；非以满臣为卑，盖视若家奴，亲之之意；汉臣则较疏也。”“旗员奏事自称奴才，而其仆婢对主人亦称奴才，故读《儿女英雄传》一书，觉‘奴才’之声洋洋盈耳也。”在慈禧身边服务过两年的德龄记载：“他们(满洲妇女)对太后说话时总称太后‘老祖宗’，自称‘奴才’，所有的满洲家庭中都有这习惯，‘你’、‘我’这些代名词通常是摒弃不用的，以‘母亲’、‘父亲’或者儿女名字的第一字代替。”旗人的后代回忆：“过去有句俗话，‘满称奴才汉称臣’。清入关前，统治者被称为‘主子’，归他统辖的满族人民，就都是‘主子’的家奴(满语卜衣)，自称‘奴才’。这种奴隶社会的遗风，一直到满族入关，进入封建社会后仍长期存在。”
清朝初年，山西大儒傅山，将“奴才”看做最可憎、可恶的字眼，其视奴气为鼠狗一类动物的行径。鲁迅认为，清朝的满洲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傅山的观点与清初激烈的满汉矛盾以及汉族知识分子对故国情节有关。鲁迅与陈垣两位先生，一位是文学巨斧，一位是史学大师，但在传统“华夷之辨”和辛亥革命时期排满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对“奴才”一词的理解有其时代局限性。他们均认为“奴才”是旗人专利，汉人在任何时候不得自称“奴才”，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旗人都自称“奴才”。
一、清朝皇子尽管也是旗人，但比较特别，他们向皇帝上奏折时，无论因公还是因私，均自称“臣”，从未见过自称“奴才”的奏折。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皇太子胤礽向康熙帝上奏折多达七十余次，除《皇太子胤礽奏为询厄鲁特归降者哈什哈等事折》和《皇太子胤礽奏报尚书图纳脖子生疮折》两折之中胤礽无自称外，其他的奏折中均自称“皇太子臣胤礽”。
二、皇帝的兄弟，也不向皇帝称“奴才”。雍正元年，廉亲王允禩上折时自称：“总理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雍正四年，“御制天清地宁四序成”，雍正帝诸位皇弟，诚亲王允祉、怡亲王允祥、庄亲王允禄、多罗果郡王允礼等上表表示祝贺，在贺表中他们均称臣。
三、皇帝的长辈，也不向皇帝称“奴才”。康熙二十九年，国舅佟国纲征准噶尔阵亡，康熙帝欲亲往佟国纲坟茔致祭，佟国维等上奏：“臣兄效力阵亡，乃人臣所当然。亡者如果有知，皇上此临，不但臣兄之魂未安，臣父母之魂亦必不安。”
四、皇帝在母亲之前，亦不称“奴才”而称“臣”。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向其母祝寿：“儿皇帝臣谨奏，为遥祝仁寿事。”
五、皇帝祭天时，自称“臣”。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至天坛为皇祖母祈福免病时，自称“臣”。“嗣天子臣玄烨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曰：臣仰承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庇，藉得安康。今者，疹患骤作，一旬以内，渐觉沉笃，旦夕可虑。臣夙夜靡宁，寝食捐废，虔治药饵，遍问方医，罔克奏效。五内忧灼，莫知所措。”
另外，除旗人可以自称“奴才”外，还有一些民人也能自称“奴才”。
一、“往例：八旗臣工每奏对皆自称奴才。相沿已久，上以奴才既称奴才，而大臣亦称奴才，甚不合体，禁止之。后惟革职官可以此称。”在此，萧奭提出革职的官员也可以自称“奴才”，包括汉人文官。
二、清朝宦官大多由贫苦的汉人担任，他们也是自称“奴才”。德龄在《御香缥缈录》中记载了李莲英与慈禧的一段对话：“奴才要启奏的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消息！”
三、清朝的武职人员，不分满汉，在请安折等必须自称“奴才”。甘国宝为福建屏南人，雍正朝武进士。其附庸风雅，模仿汉文臣在奏折中称“臣”，乾隆帝对此大为光火，上谕军机大臣等：“福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及请安折内，于书衔处称臣，殊不合体式。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
四、清廷极为重要满语与蒙古语。故而，在清宫内部，有一些教皇帝与皇子的蒙古语老师，他们并不全是八旗蒙古人。但见皇帝与皇子时，均自称“奴才”。“见皇子，长跪请安，称奴才……蒙古立教，满洲坐教。”
故而，“奴才”一词和旗人身份没有必然的联系。一方面，不是所有的旗人都自称“奴才”。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非旗籍人员亦能自称“奴才”。
清廷第一次对“奴才”与“臣”之称谓进行正式规范的是雍正帝。雍正元年，世宗特别上谕：“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著一概书写‘臣’字。特谕。”在此，雍正帝反对旗人上奏折时自称“奴才”，要求旗人和汉大臣一样，上奏折时均称“臣”。乾隆六年，旗人张广泗上奏折时自称“臣”。高宗上谕军机大臣等曰：“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已私事，折内应写奴才，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乾隆帝强调旗人上折，谈及私事时须称“奴才”。为了规范旗人与汉人在奏折的自称，乾隆帝规定：“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乾隆帝将“奴才”与“臣”之区别，界定于“私”与“公”之间，并无地位之高下，关系远疏之别。乾隆三十五年，在处理“周元理搜捕蝗孽一折”时，高宗上谕军机大臣：“西宁、达翎阿则称奴才，周元理则称臣，殊觉可笑。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传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之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不计较。即汉人中，间有于召对时称奴才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折奏到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如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分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传谕周元理知之。”
乾隆帝在此强调：“奴才”与“臣”只是旗人与汉人大臣在不同场合的自称而已，不存在因自称“奴才”而导致“卑而近”，自称“臣”而导致“尊而远”的情况。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再次重申了“奴才”与“臣”只是满洲旧例，与地位高低和身份尊卑无关。“向来，奏折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惟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且为君者，岂系臣下之称臣称奴才为荣辱乎。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斥，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否或因为献媚，否或窃为后言，不可不防其渐。即如各部院衙门题奏折本，虽至微之笔帖式，无不称臣，又何用强为区别于其闲耶。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折公事，均著一体称臣。以昭画一，著为令。”
尽管乾隆帝详细地规定了“奴才”与“臣”之用法，但是，许多旗人为了取悦于乾隆帝，拉近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公事折中也自称“奴才”，以示亲密。这样的做法，也被乾隆帝严厉的批评。“常青、徐嗣曾联衔俱称奴才，殊不知政体。向来旗员督抚奏折，除请安、谢恩外，俱一体称臣。今常青系将军署理督篆，于此等奏折，自应照例称臣。况同为臣仆，尊亲原不系此。即称奴才，于尊君之道，亦非有加。至徐嗣曾原系汉员，联衔具奏，尤不应如此。著传谕常青，嗣后除请安谢恩外，凡遇地方事件，俱照例一体称臣，不得仍称奴才。并谕徐嗣曾知之。”乾隆帝之所以批评常青，原因有二：一是常青署理将军篆，是为公事，应自称“臣”，因为乾隆帝早就规定只有在请安折、谢恩折等私事之中才能自称“奴才”。二是，此折为联名折，徐嗣曾为汉人，在折中自称“奴才”，易导致满汉不分，有违体制。
道光五年，宣宗对满汉大臣之自称再次上谕：“向来督抚等奏折，有关地方公务，例俱称臣。从前乾隆年间，屡奉圣谕，通饬各省，自应永远钦遵。近日各省奏折，不能画一，殊属未协。嗣后，各省旗员督抚藩臬，除请安谢恩外，凡奏事具折，俱著一律称臣，以符体制。”虽然有此规定，但许多旗籍大臣在奏公事折中仍自称奴才。不仅如此，一些旗籍大臣在与汉臣联名折中亦自称奴才。咸丰元年，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在汇报象州战败折中，以奴才自称：“以后筹画堵剿情形，应由署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会同奴才另行具奏。”‘光绪年间，内阁学士文硕激烈抨击旗人抛弃旗人旧俗，动摇八旗根本，谈及八旗简朴之负与国运兴衰之间关系。他在奏疏中常以奴才自称：“奴才愚以为，凡此数事，皆关国俗消长之机。国俗既崇，然后可及于天下。化民之端，其在是乎？然则今日端士习，维风化，未有要于此者矣。”在其他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奏疏时，文硕毫无避讳地反复以“奴才”自称。
晚清，革命党人为了革命的需要，疾呼排满。他们围绕“奴才”大做文章。其中《奴才好》一文中，以反语的方式对“奴才”一词进行猛烈的批判，将“奴才”与无耻、卖国、无尊严联系在一起。“奴才好，奴才乐，世有强者，我便服。三分刁七分媚。”什么革命，什么自由，什么平等产，“都能害性命……我辈奴仆当勤劳戒之”。以前归顺过大金、大元、大清，现在就范大日本又何妨？“奴才好、奴才乐，奴才到处皆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惟奴才最无用，惟奴才最无耻，惟奴才不可与义士并列……满臣其自称皆曰奴才，亦竟不以为辱，真不可解。继而思之，彼固奴才，而直认不讳，有其实，乃用其名，诚何足异？”而对革命党人的批判，清廷开始对此问题进行反复的讨论，对臣工称谓进行改革，以此来“平满汉畛域”，显示满汉平等。
光绪三十二年，政府正式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免去满员称奴才字样，一律称臣”。此问题悬而未决，于是在光绪三十三年，政府对此问题又进行了讨论，依然没有结果。宣统二年，军谘处直接向中央奏请：“嗣后，武职奏事删除奴才字样，一律称臣”。最后得到清廷的答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上谕：“君臣为千古定名，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恭读高宗纯皇帝谕旨，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著一体称臣等因钦此。”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清廷降旨：“内外满汉文武诸臣章奏，一律称臣。”八旗官员奏折，无论公私，不再称“奴才”，与汉族官员统一称臣，以示满汉平等之意。载泽将臣仆之称与满汉关系、立宪制度联系起来，认为此举有利于化解满汉畛域。“当此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着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
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大清帝国土崩瓦解。在革命浪潮和民主共和思潮的冲击下，“奴才”这一特别的称呼，和封建帝制一起被带入了历史的坟墓。（节选自《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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